【摘要】
2020年冬春之交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相关思考，本文从14个方面进行阐述。
（1）医护人员用血汗和生命诠释当代医学精神可歌可泣；
（2）社会层面有效的综合治理是现代社会运行和卫生健康有效发挥作用的保证；
（3）提高突发疫情防治效果的关键在于坚持学科协同和结果导向；
（4）应该加强对医学发展的支持并落实医学发展的制度保证；
（5）医学教育的改革应当注重体制机制改革且强调顶层设计；
（6）当今时代的医学应当坚持循证理念；
（7）在强调科学原始创新的同时重视思维方式的创新；
（8）医学科研要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并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
（9）学术研究与疫情防控是相辅相成的同一体；
（10）医学院校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11）医学院校的设立和医学专业的开办应该在国家的层面进行统筹规划；
（12）建立涵盖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以及继续职业发展的医学教育认证评估体系；
（13）科学设计医师资格考试以解决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使用和研究生备考问题；
（14）加强全民健康的科学教育势在必行。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学教育管理；顶层设计；社会综合治理；医学教育改革
文献来源：王维民，文历阳.致敬医学精神，做好顶层设计，服务全民健康[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20（40）4：241-247.DOI:10.3760/cma.j.cn115259-20200307-00281.
作者单位：王维民 北京大学医学部 北京大学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 100191；文历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武汉 430030
通信作者：文历阳，电话：027-83693618
Email：wenly@mails.tjmu.edu.cn
【专稿】
2020年冬春之交，疫情肆虐，蔓延全球，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给平静祥和又紧张繁忙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危机，给人民的健康带来巨大的危害。在中国，疫情扩散至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截至2020年3月6日24时，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报告确诊病例累计逾8万例，死亡人数超过3000例[1]。受疫情影响，国民经济下滑，相关数据显示[2] ：2020年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和生产指数大幅走弱，PMI较1月回落14.3，生产指数较1月回落23.5，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疫情蔓延以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行各业为抗击疫情，不畏危险，尽心竭力，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抗役中，中华民族之不屈不挠、万众一心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为正义的人们所称赞；中国模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为世人所瞩目；中国军地医护人员，一往无前，以生命之躯筑起了抵抗新冠肺炎疫情的万里长城，践行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
时下，疫情尚未结束，然痛未定，亦思痛。对重大事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是我们民族不断成熟、事业不断前行的重要过程。本文以医学教育工作者的视角，宏微相济，思考疫情发生以来的一系列医学相关问题，希望有助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医学的持续完善。
一、医护人员用血汗和生命诠释当代医学精神可歌可泣
中国医学生培养遵循中国医学教育标准。长期以来，院校教育重视医学生的职业精神培养，强调医学人文精神培养与专业教育的协同。《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2016版）》要求毕业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热爱祖国，忠于人民，遵纪守法，愿为祖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3]。《医学生誓言》中说到：“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医学生们践行着医学生誓言，严格的院校教育造就了高素质的医护人员。
面对疫情，广大医护人员听从党和政府的召唤，奋不顾身、积极投入抗疫一线。从新冠肺炎的初起、发现人传人现象、预警民众和主管部门，乃至数万医护人员逆行投入抗疫战场，他们以医院为战场，用血、汗和生命展示了当代医学人的精神风貌，实现了宣誓时的承诺。截至2020年2月2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军队，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共派出380支医疗队、42000名医务人员驰援武汉[4]。更有文献对72314例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5]：在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诊治服务的422家医疗机构中，共有3019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1716名确诊），其中5人死亡。事实证明，在抗疫一线和后方的医院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无畏的勇气和忘我的精神，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的行为可歌可泣。
二、社会层面有效的综合治理是现代社会运行和卫生健康有效发挥作用的保证
本次疫情对社会行政管理、政府部门协同应对、卫生健康服务体系运行、医学专业学科协同等各个领域都是严重的考验。从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张继先医生首先报告“不明原因肺炎”开始，到湖北省卫生与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武汉协和医院设立隔离病区、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专家组介入调查、香港先期启动“严重”级别应变……，相关举措缺乏应有的整合。直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过问，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并作出重要指示，促使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管理，并毅然于2020年1月23日10:00对拥有千万人口的武汉封城，才使抗疫工作开始卓有成效地开展。这其中诸多属于社会层面综合治理的问题，各个相关行业、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乃至每一个人都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反思。
医学为社会大众提供健康支撑，医学教育培养服务大众健康的守护人，医学和医学教育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息息相关，对国家的富强昌盛和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对疫情之中的医学和医学教育反思，需要将医学和医学教育放在社会的宏观层面和医学微观的专业层面进行，如此才能有助于对医学和医学教育更全面、更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也才能正视不足、扬长避短，进而不断改进。社会层面有效的综合治理是医学和医学教育发挥良好保障作用的基础。
三、提高突发疫情防控效果的关键在于坚持学科协同和结果导向
回顾疫情防控过程，我们先后经历了不明原因肺炎、怀疑新型病毒肺炎、确诊新冠肺炎的过程，也经历了“没有人传人”“有限人传人”“人群普遍高度易感”的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也见到了疑似、确诊、轻症、重症患者处理模式的调整。调整是必要的，但面对如此重大的疫情，调整有些“姗姗来迟”，其代价是巨大的。结果证明，武汉疫情的控制直到确定“应收尽收”和引入CT诊断[6]的原则后才见到疫情控制的曙光。
疫情早期，虽有临床症状，但核酸检测阴性的患者不能确诊，部分患者进行居家观察，结果导致人传人的加重，直至CT结果作为临床诊断依据后，人传人的情况才有所好转。诊断依据调整滞后的原因，除紧急状态下相关部门指挥调度能力有待提升外，与不同学科各自为政，彼此之间存在“裂痕”不无关系。就学科功能而言，基础医学在于病毒的发现、分型、指导临床和公共卫生干预的方向；临床医学在于通过病原学、病因学检测和临床经验发现确诊或疑似感染的患者，并提供治疗；公共卫生在于根据病情的发生发展提出适宜的隔离防控措施。为实现精准的患者隔离，采取以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为确诊指标，这种方法用于平时疾病“确切诊断”是必要的，但依靠病原学做出诊断后再决定处理的方式，在临床治疗中都是不可行的。例如，在临床，对于炎症性疾病的治疗常常不是等病因学或病原学结果出来后才开始进行，而是首先采取经验性的临床治疗，病原学结果只是用于后来治疗方案调整的参考。也就是说，在临床诊治中都没有采用的“完全确诊”的方法，在疫区，在传染性极强、严重疫情流行的新冠肺炎的诊断上却采用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作为诊断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或许是抗疫早期治疗效果不佳、久攻不下的原因之一。试想，如果在疫情的早期，在湖北及其武汉地区，对于任何疑似患者采用包括CT等多种方法的筛查，并对有阳性发现的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隔离治疗，则治疗效果和传播范围有可能会有明显不同的结果。上述问题说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学科之间的协同至关重要，这也是体现以患者为中心和结果导向的卫生健康工作的思路。
四、应当加强对医学发展的支持并落实医学发展的制度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论断，明确指出人民健康是现代社会的第一需求，这也说明医学在我国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应该以此为指导，为医学和医学教育留出发展空间，并从政策和制度上加以保障。我国用GDP总量的6.4%，基本实现了14亿中国人的疾病医疗，基本保证了人民的健康需求，使人均寿命和健康保障达到了国际中等及以上发达国家的水平[7]，此举令世界瞩目。我国利用现有的健康服务模式取得如此成就，是与广大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我国公立医院的改革不尽人意，重要的问题在于经费支持不足和某些政策的偏差。政策方面，如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国办63号文件），旨在推进医学教育的发展，加强医教协同。但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文件的落实不能令人满意，医学教育在综合大学中的地位、医教协同相关问题落实依旧不到位。又如2011年7月1日，《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发布，要求深入贯彻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为人民大众提供健康守门人。但是，9年过去了，基层社区卫生仅在个别地区取得较好的结果，多数大医院却是依此克隆新医院，规模越来越大，布点越来越多。此举势必对基层卫生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相关部门应当深刻反思。
五、医学教育的改革应当注重体制机制改革并强调顶层设计
长期以来，医学教育改革一直关注医学教育的内部改革，包括学制改革、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改革，反复不断地进行，始终没有形成特别有效的模式，多给人事倍功半之感。国家层面强调的医教协同远远没有达到政策制定的初衷，依旧存在着诸多的不和谐，包括招生层次、招生模式、专业类型等等，各说各话，有些混乱。一些关键问题，如基础医学教师的缺乏和非医背景教师从事医学教学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相关部门或是回避或是“局部处理”，没有从体制机制上加以思考和解决。对比国外医学院校可以发现，国外医学院基础医学的师资来源于临床医生，与我们基础医学师资单列的模式有明显的不同，临床医生参加基础医学教学是一种常态。因此，制定相关政策指导和鼓励临床医师担任基础医学的教学是值得探讨和可行的，效果可以预期，这也必将有助于基础和临床的融通和整合。
近年来，为了解决临床部分专业医师缺乏的问题，开始在二级学科层面，采用“培养前移”的招生策略，如全科医学、儿科学、精神医学、医学影像学、麻醉学等等。此举貌似解决了人才不足的问题，但却忽视了对医学教育的基本规律和要求的认识，也缺乏对学生毕业后和医学教育未来发展以及进入小康之后的中国医学人才需求问题的统筹考虑。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学科的进步，本科医学教育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认为属于医学的基础教育和临床医学的通识教育，本科医学教育是为未来医学人才成长和深造奠定基础的环节。纵观国际医学教育的发展进程，少有国家出现类似举措。对此，笔者不认为可以用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去解释，关键是应该反思，我们对医学教育规律的尊重和理解是否到位。在国际和中国医学教育标准中，对医学教育有清晰的描述，应当引起政策制定部门高度的重视。社会的问题，人才使用的问题，不应该单纯通过教育去解决，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们不能缺哪个专业的医生就去招那个专业的本科生，这不是办医学教育。而是与办医学培训班差不多，这不是现代医学教育的思路，如此会与医学教育规律背道而驰。事实上，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困难，我们通过对医学教育的理解，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制度，利用政策指导、经济杠杆等来调控，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当今时代的医学应当坚持循证理念
循证医学是20世纪90年代在临床医学领域内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其主要创始人、国际著名临床流行病学家David Sackett将循证医学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目前可以获取的最佳研究证据，同时结合临床医师个人的专业技能和长期临床经验，考虑患者的价值观和意愿，完美地将三者结合在一起，制定出具体的治疗方案。”[8]其核心思想是“任何医疗卫生方案、决策的确定都应当遵循客观的临床科学研究产生的最佳证据”，从而制订出科学的预防对策和措施，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提高生命质量的目的。循证医学要求临床治疗要关注多种来源的最佳证据，结合医生个人的专业知识和临床工作经验，同时要根据“患者至上”的原则，尊重患者的个人意愿和实际可能性，最终做出诊断和治疗上的决策。上述思想在抗疫治疗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面对一个陌生的病毒，采用什么方法治疗，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共同遵循的原则是循证医学的原则。可喜的是，我们看到在疫情阻击过程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先后7次修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9]，这也显示了业务主管和行政部门对证据和经验的重视和追求。
七、强调科学原始创新的同时重视思维方式的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近代人类文明取得的丰硕成果，主要得益于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和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得益于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先进生产力[10]；同样也得益于近代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人们思想的大解放。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们越来越重视创新。尽管目前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是创新的意识已经深深地为国人所接受。然而对于创新的内涵，则未必人人都有清晰的理解。创新按照领域划分，通常分为3大领域，即表现为知识创新的学科领域，表现为技术创新的行业领域，表现为制度创新的职业领域。1937年，美国在德国的启示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修建高速公路，这是一种技术领域的创新，高速公路的修建加速了美国的现代化进程；1980年又是美国率先在全球构建了军用和民用的互联网体系，使现在称之为信息高速路的互联网在全球得以广泛应用。目前，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位居世界第二，互联网用户居世界第一，但是在这2个领域我们都只是跟跑。
上述领域的创新是需要的，但是另一领域的创新往往被忽视，那就是居于上述创新之上的思想或思维模式的创新。学科、行业、职业领域的创新，能够产生一种产品、发明一项技术或建立一个制度， 但是思想创新或者思维模式创新可能影响到国家发展的方向和未来，这是一个更为宏观、更有意义的创新，值得我们重视，笔者以美国发展过程中与教育有关的2个事件为例来加以说明。第一是在1906年，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森纳（Flexner）对美国和加拿大医学院校的调研，其调研报告（Flexner’s Report）指出了美国和加拿大医学教育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方案[11]，并由此奠定了美国医学教育在全球的领先地位；第二是在1986年，鉴于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美国政府创新性地提出了重塑本科教育[12]，同样使今天的美国高等教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
八、医学科研要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并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就是把科技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60%至70%[13]；特别是医学科研成果转化率更低。医学科研要深入研究机制、特性方面的纯基础内容，但不应当只做探索自然奥秘的纯基础研究，不应当仅仅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也不应当只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做国外学者做过的研究。医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应用，为了解决危害人类健康的问题。目前尚存在重研究、轻转化，重学术、轻实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科研成果往往只有理论上的价值，缺乏市场应用前景，不能实现成果的转化。
与2003年SARS疫情相比，中国科学家对新型冠状病毒第一时间进行分离和研究，确定了类型，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标志着中国基础研究实力的提升。但是，研究成果的转化显得不足，表现为后续疫苗开发、疫情防控、疾病处理、政策制订等诸多问题，这显示我们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转化不足。全球持续不断的各种类型冠状病毒的感染，促使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冠状病毒感染的免疫和治疗问题。传染病的隔离防控措施是被动的应对手段，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针对某种类型病毒的特异病毒疫苗；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研发针对冠状病毒的广谱抗病毒药物。前者需要在病毒发现后应急完成，但显然需要时间；后者则需要科学的突破。这是巨大的挑战，目前似乎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九、学术研究与疫情防控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
本次疫情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关于疫情防控和学术研究孰轻孰重的问题，此话题甚至引起了社会媒体和大众的高度关注。撇开论文的作者不谈，就学术研究和疫情防控来看，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科学和技术分属2个范畴，不能混为一谈。科学是探索新知并形成知识和思想，属于前瞻的领域。技术是应用知识，是将科学用于实践，探索和开发产品。长期以来，中国的科学发展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原创性创新严重不足，导致发展动力不足，我们从跟跑变成领跑面临巨大的挑战。
鉴于目前国内的唯论文论和“SCI至上”的严重问题，2020年2月18日，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其对全国的科研评价体系提出了全面且具体的改革方案，显示出国家层面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14]。此举必将对中国科技方面的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将SCI和论文发表异化，唯论文论和SCI至上不是由于论文和SCI本身，而是我们的政策导向所引发的。我们要注意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学术研究对疾病的认识、疫情的防控、措施的制定，以及未来最终战胜疫情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医学院校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讨论医学教育问题，需要在国家的层面全面加以分析。我国地域广阔，区域差别极大，难以统一模式，所以现在以五年制为基本学制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三年制为补充，管理层面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学制。人才使用的问题不能通过教育去解决，需要通过政策引导用好人才，而不是给某些地方培养一些低水平的医生，这是不合理的。八年制的探索需要有一个目标，这是国家需要确定的，如果国家不确定，那就应该允许各个学校自由发展，但是要给学校空间。
关于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具体建议如下：①适宜我国经济和医学发展需求，医学教育的学制需要同步调整。我国目前存在的专科学历和中专学历医学教育，应该调整提升。②我国医学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应该“五年制真正成为主体，够水平的院校限量办‘５+３’一体化；顶尖的学校办八年制”。在此原则指导下，我国临床医学教育院校应该为：五年制的院校，有少量的“５+３”一体化；八年制院校，以“５+３”一体化为主体，做一部分8年~10年的学制。③在上述框架下创新临床医学专业的学位体系：达到“５+３”一体化培养要求的毕业生授予“医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medicine, MD）”，8年~10年的学制在强化多学科基础培养的前提下，做好MD加博士学位（doctor of philosophy, PhD）培养项目，其目标是培养具有科研实力的高水平医生或者是医学科学家。
关于研究能力，不同学生应该有不同的要求：①“５+３”一体化的培养过程中，应当加入科研训练的课程和思维方法的培养，也可以安排小段时间进行科研训练，但是不宜过多在实验室，也不宜对毕业生有论文发表的要求；②对于8年~10年学制的学生，需要加强实验方法、实验技能的培养和国外的交流，目标是医学科学家，同时具有从事临床工作的资格。
十一、医学院校的设立和医学专业的开办应该在国家的层面进行统筹规划
目前，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调研数据（待发表）显示，我国开设临床医学专业的西医院校共有192所，年招生规模约9万人，其毕业生加上专科（职业）学校和中医院校的毕业生，是我国医师队伍的来源，支撑了我国的医疗卫生健康体系，基本上满足了大众健康的需求。但从学校的情况来看，在医学院校布点、办学层次、办学质量、招生规模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近年来，一些高水平的综合大学开始创建医学院，招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社会对此存在不少的质疑，值得思考。
关于医学院的建立与招生，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对比美国相关数据，虽然中国和美国的国情及医学教育体制、模式均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作为比较熟悉的国家进行分析比对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也有利于我们理解和借鉴。从2018年数据看，美国近3.27亿人口，有医学院153所，每年培养2.19万名MD，每千万人口有4.68所医学院，医学院每年的招生规模平均为143人；中国开办临床医学专业并有毕业生的院校181所，每年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近9.46万人，每千万人口1.3所医学院，医学院每年招生规模平均为514人。可见，中国的医学院校数量相对不足，单点招生规模过大。因此，适当扩大医学院校规模，通过“扩点降数”调整医学院校结构和布局，这或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医学教育质量和水平。
我们需要客观分析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争办”医学院的现象。21世纪在以人为本和不断提升人们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医学和生命科学迎来大发展是必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医学和生命科学是其他学科发展的最终极目标。高水平综合性大学适时调整专业布局也体现了大学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大学发展的动力和需要，属于大学发展的正常行为。如果高水平综合大学办医学教育有清晰的办学目标及定位，踏踏实实地好好办医学教育，而不只是借医学教育的名义拓展办学领域以追求学术成果和学术排名，就是一件好事情。
鉴于医学和医学教育的特殊重要地位，建议：①对于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医学教育和医学人才培养，应当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给予医学教育有别于其他教育的应有地位。②进一步督办落实国办63号文件，尊重医学教育规律。国家通过有效的医教协同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医学教育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建立以需定招的制度，确定医学类本科年招生总规模，在此规模下，调控学校招生规模和新办院校的审批。严格控制单点招生规模，按照中国医学院校的资源配置和师资水平，单个院校最大招生规模不宜超过400人。③对于创办医学教育的综合性大学应该设立有效的入门要求，制订和坚持办学的标准，包括“综合性大学创办医学院的标准”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标准”。将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统筹拓展到申办此专业院校的条件审核中，内容评价、审核批准过程中强化《中国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的执行。
十二、建立涵盖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以及继续职业发展的医学教育认证体系
医学教育3阶段认证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实施多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应该充分地借鉴和学习。目前，我国的院校教育中的部分专业认证通过教育部相关专业的认证工作委员会完成；毕业后教育评价由中国医师协会组织完成，目前尚不成熟；继续职业发展认证尚处于空白。三者的协同是必须的，国家应该建立统一的针对医学教育的认证评估部门，统筹3个阶段的认证评估。
十三、科学设计医师资格考试以解决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使用和研究生备考问题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本文指临床类别）“大一考”模式（指目前实施的医师资格考试）迄今已经进行了2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在院校教育中增加一次考试的分段式考试模式也经过7年的实证研究获得了宝贵资料，为未来的广泛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应当在试点基础上逐步推广，形成制度。诚然，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不高反映的是我们从生源到教学过程的诸多问题，但这不是医师资格考试本身的问题。总体上看，我们的医师资格考试越来越符合国际趋势和实际状况，题目也越来越科学。但是，对于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包括“大一考”成绩和未来的分阶段考试成绩的使用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以提出合理的方案。现行的“大一考”模式包括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2类。理论上两者的考试内容、水平、难度等是有关联的，我们可以评价这种关联性，研究两类考试的等值性。即：在没有通过执业医师考试的考生中，判断出达到执业助理医师水平的考生，允许这些人暂时注册为执业助理医师，如此可以增加医务人员的数量，减少不必要的人力浪费。
本科生因为研究生备考而影响毕业实习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有鉴于此，可以将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学校的阶段性考试与医师资格分阶段考试的一阶段考试整合起来，即：一阶段考试既作为学校内部实习前的综合考试，又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第一部分，而毕业实习成绩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第二部分，两部分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成绩。研究生初录后的面试则主要考查他们的临床工作能力。这样，避免了研究生备考对毕业实习的挤压，保障了实习质量，也把我们的教育和未来的人才评价融在一起，值得深入探讨。
十四、加强全民健康的科学教育势在必行
本次疫情防控为我们呈现了国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各种表现。防疫过度者或满不在乎者比 比皆是，科学有效的防控办法掌握不足。社会现代化和改革开放致使人员流动频繁，公共卫生事件一定还会以其他不同的面目出现，疫情发生后的亡羊补牢和发生前的未雨绸缪都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需求。因此，加强科普教育，提高国人的健康素养，开展科学的健康教育十分必要，意义重大。